二是国企的创新动力相对逊于民企：在国企进行创新，成功的收益往往有限，但失败的代价相对较高。

这类资产现金流特点决定了其持有期限天然较长。当前大量资管机构正通过组织机构扁平化来增加基金管理人的灵活性，同时降低中层管理人员的人力成本。

一是利用资金和渠道端优势拓展全产业链。1990年全球最早的ESG指数在美国发布。贝莱德集团（BlackRock）于2015年收购财富科技公司FutureAdvisor，进一步强化其技术能力，确保在数字化财富管理市场上的竞争力。严格的监管环境使得主动投资难以获得超额收益，对比被动投资低廉的费率，资金流向出现了大幅转移。截止2017年底主权基金规模达到7.5万亿，预计到2020年超过10万亿美元。

在债券市场，外国机构开放不断增加，2017年7月正式推出的债券通打通了境外投资者参与境内银行间债券市场的通道，显著提高了境外投资者的持债规模。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各国的共同课题，追求长期价值增长、兼顾社会效益和社会责任的投资理念在资产管理行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劳动力市场方面，我们认为未来会涌现出三个重要的市场，这三个市场的消费者各有特点，如果把握了他们的消费特征，提前布局，则有望获得较大的投资收益。

该指标上涨快、下降也快，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起于计划生育政策。进城的农民工收入通常要低于城市原有居民，他们更偏向于性价比高的产品，如手机游戏、在线培训等。5 制度因素 制度因素是指重大的制度变革。同时房地产市场的严调控导致开发商拿地热情下降，地方政府土地模式难以为继。

实物资本积累快是因为回报率高。为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必须依靠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

实物资本：前30年中国企业家愿意投资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内需和外需都很强，二是人口红利I提供了高储蓄率，压低了融资成本。反之，经济增长就会放缓。而垃圾债往往是中小企业在债券市场融资的重要工具。综上，通过收入再分配和教育体制改革将有利于重塑人力资本的积累。

第二，企业融资成本低，虽然投资率高，但中国储蓄率更高，可以为投资提供融通。劳动力数量的增加，推动了经济增长，这是数量方面的红利。其他条件不变，劳动力数量越多，通常增长越快。理性的家庭会削减教育占家庭支出的占比。

二是公共服务均等化，即在户籍政策之外，保障农民工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医疗、养老和教育等服务。二是高收益债券市场，中国目前的债券市场以信用债等高等级债券为主，但在发达国家的债券市场中，垃圾债也占据一定比例。

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的中低收入家庭有很强的激励投资于子女教育，因此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很快。所以风险可控的土地改革在未来值得注意。

但过去十年大学毕业生就业环境已发生转变，若无法就业或就业情况不理想，可能进一步加重家庭的债务负担。第三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本身带来很多发展机会，如租售并举、资产证券化（MBS）以及市场化的不良资产处置等。二、1978-2007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 我们根据上述分析框架，分别从劳动力数量、人力资本、实物资本、技术以及制度五个因素分析1978-2007年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动力。技术因素：中国目前技术水平与全球先进水平越来越近，经济体量全球第二，后发优势不再。在未来下降速度会越来越快。当中国进行自主创新时，对知识产权保护不足容易导致企业的研发成果流失，降低企业家自主研发动力。

在企业融资过程中，有两个市场至关重要：一是广义的股权市场，即从天使投资到VC到PE到PRE IPO再到创业板、中小板、主板。具体措施有三：第一，全面放开计划生育，但效果存在不确定性。

技术因素：关键在于怎样激发自主创新，可以通过三项措施。针对婴幼儿的教育、家庭亲子旅游等领域会有较快发展。

第一，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未来如果引进国外高校或者民办高校，可以形成公立和私立两个体系。

3. 实物资本 改革开放前30年实物资本积累快，是因为过去有很强的内需、外需以及较低的融资成本同理，崇祯年间的朱氏也不会答应让外氏入股，因此，如果他们必须在放弃分红和接受外姓作为股东间做选择，他们会选择放弃分红，不会通过再融资来保证分红的。强制性分红等于把股票债券化。比如，王裕明先生从《万历程氏染店查算帐簿》(收录于 《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卷8)看到，程氏染店由程本修和吴元吉两人，于万历十九年五月初一合伙开设，其后，程观如、程遵与、吴以超和吴彦升等程吴两姓数人陆续加入。

特别是那时候，财务报表制度还没有规范，财务信息的汇集与传递都困难重重，使产权方和经营方的信息不对称非常严重。1872年成立时设定的轮船招商局条规第三条，规定:每股官利，定以按年一分起息，逢闰不计，年终凭单按数支取，不准询情预计。

第一，企业股权不能随便转让买卖流通，因此在相当长时间内，股东们一方面不知道股权本身是否升值，另一方面即使感觉升值了，也不能把升值变现，所以，分红是唯一感受到股权好处的手段。所以，分红制度是因委托代理关系的出现而产生的，也可以看作是缓和委托代理问题的一种机制，那就是，通过分红让外部股东放心。

按照OliverHart与SanfordGross－mann等经济学家在1980年代发展起来的最优契约设计理论，当投资者跟公司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不信任达到太高水平时，公司的最优融资结构应该以固定收益债券和银行贷款为主，股票融资占比应该偏低。最为典型的是王裕明先生从《天启渭南朱世荣分家簿》查到的案例。

为了安慰资本方，减少他们的忧虑和补偿他们所承担的不确定性，强制性红利即官利是一种可以接受的折中，通过发正利让他们短期内感到投有所值。那么，跟明代相比，晚清继续强制性官利的传统是否合理呢？跟万历年代程氏染店的股份比，晚清公司的股票明显有三方面不同：首先，股东人数大大增加，而且股东之间在地理位置和生疏程度都差别很大，其中官股占比很高，因此，股东跟经营团队之间的距离以及信息不对称程度、委托代理关系，都更加严重，使官利更有必要。官利的强制性越严，官利率越高，那么，股票的债性就越高，股票就越像债券和银行的固定收益产品。尤其是，他觉得那么多上市公司以圈钱为目的，如果不强行要求它们多少回馈一点股息给投资者，它们就更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了。

至少早在明朝留下的一些账簿记载中，能看到那时就流行的分红方式。从这个意义上，在晚清、民国时期，公司发行的股票含有强制性官利，是有道理的。

官利制也可能因诸子分家拆产而推出。而如果公司发行的是债券，比如保证10%的年利息，那么，投资者不需要具体知道公司到底赚了多少利润，只要公司能支付10%年息并还本，投资者就满足了。

在他看来，靠股价升值给投资者带来回报，远远没有分红收益那么踏实，更何况没有那么多公司的股价持续稳定上涨的。比如万历二十八年利润较好，各合伙人都得到16%的正利且皆相同，对于余利，也是所有合伙人都有，不过其余利率并不等同，程本修等4人为14.56%，而吴元吉为66.1%，程邦显为19.33%。